Life Developer

     在我不知道如何开始一篇文章的时候，我通常会回忆一些童年的屁事，比如初中的时候我听到一位老师很激动地给我们讲一段故事，故事是这样的：在这位老师小学的时候（这个年代算起来还真是久远），脑子很不好用，听课听不懂，所以她的老师一提问的时候，全班只有她和为数不多的几个小笨蛋不敢举手，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让她越来越没有自信，脑子就越来越不好用（科学证明，脑子好不好用和状态是相关的），于是她的老师想了一个办法，让她不会回答问题时，就举左手，会的时候，就举右手——这一方法的结果就是，她可以在面对任何问题时举手答题，于是越来越有信心，最后终于开窍了（“开窍”是九年义务教育时代用来代指“奇迹”的词）。

     后来，我听到了这个故事的N个版本，其中有一些是发生在一些响当当的人物身上的，被记录在《读者》等圣洁的读物中——再怎么说，我人也这么大了，不可能还被初中老师所谓的“亲身经历”唬住——可是我相信那个老师的方法的确真实的存在过，也有可能的确影响过某个小笨蛋的人生。

     其实我们生来就是虚荣的人，不是慢慢学会的。我们也从来没有试图丢弃过虚荣，而只是不断地加深并且掩盖它。虚荣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当然也不是一个褒义词，它只是人性的一部分，自然而然地存在着，没有优劣之分。那些曾教育我们丢弃虚荣心的人不曾注意过，他们自己的虚荣心正是对我们进行这一教育的全部动机。我甚至不懂得，如果人活着并非为了追求虚荣，那么他还有什么可追求，还有什么动力能够追求？如果我们将虚荣的成分从我们拥有的一切中剔除，我们将只剩下一堆简单的食物和一摊可供发泄性欲的肉体。

     不管较之空间或者时间的维度，任何人都只是沧海一粟，搜遍我们的肉体和灵魂，唯一能让我们感觉壮大的就只有虚荣本身。因为我们不过是一些被上帝抛弃的，可怜而脆弱的人。

     结果？你问我结果？结果我们将发现那是虚荣，是虚的，是假的，我们完完全全被自己所欺骗，我们真正在乎的东西其实就在身边。我们怎么知道？因为所谓“我们真正在乎的东西”已经毁了，走了，死了，消失了，到这个时候，我们才悔悟，才哭泣，说我们不该爱慕虚荣而无视身边美好的东西，然后试图教育下一代或者身边那些年幼无知或者年轻气盛的面孔说不要在乎那些虚荣，要珍惜拥有的东西。可是有人在听吗？他们嘲笑我们已经老了，说我们已经丧失了斗志，他们还有无限要追求的东西——薪水、女朋友、职位、星巴克、iPod……，他们义无返顾地相前冲，刀光剑影、尔虞我诈……直到他们也到了悔悟与哭泣的时候。

     结论是这样的：人生不过就是虚荣的过程。虚荣不过是因为我们无力得到想得到的东西，无力得到想得到的东西是因为我们生而脆弱。

     我们什么也无力改变，什么也不需要改变，我们眼前就是一个灿烂如飞蛾扑火的人生。

     脆弱的人请举手！举左手、举右手……

      对知识产权的轻视常常导致了一些积极的效果。举切近的例子来说，如果不是3块一张的盗版CD，仅仅是中国又有多少人用得起正版Windows呢？那么对于微软来说，与其逼迫着这么多老百姓去用linux，不如先赚了人气再慢慢突显genuine的好处。大体思路，也许就是这样。

      对于周杰伦和他的老板杨峻荣来说，情况或许不是这样——新专辑这东西，听过就是听过了，原本打算掏荷包买正版的potential consumers也许就此满足于泄露版的MP3（至多等正版出来再去抄一抄确切的歌名），当然，不排除有可观的杰伦FANS力挺正版，可显然精神力量再可贵也比不上买方市场。

      盗版的积极意义，从另一个角度说，是加强了官方厂家的忧患意识，从而强化品质而压低价格，使消费者受益；同时，他们依靠大量举办演唱会来收回被盗版和MP3瓜分的利润，客观上丰富了文化市场，这也是一件好事。

      承认与不承认，盗版CD和免费MP3都已经成了一种经济，有厂家、市场、渠道、零售点，甚至还有上税，唱片公司与其痛心痴首歇斯底里去依靠文化局的力量查禁盗版（这本身就是白痴到家的行为，文化局只会中饱私囊），不如承认它的存在，依靠更出色的营销手段和更合理的价格来争夺市场……他们已经这样做了，结果就是现在盗版CD的销售已经日渐龟缩，不久应该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网站和唱片商的竞争。

 

      幸而，音乐是不会被商业化打败的，即使有一些让步。

      如今的情况是：大众音乐有大销量，个性化音乐有小销量，网络音乐有无限销量——好的好的，这一切明显都是好的。

      周杰伦，《千里之外》，还是很好听的。

      自己居然失去了基本的判断力，面对所谓8月27日零点三十火星大冲，天空中“两个月亮”这等荒谬的传言，我竟信以为真。这实在不是一件好事，更不是一个好的预兆——为了生活中一点可怜的变化或者状似美好的憧憬，我足以忽略理性来欺骗自己，麻木于整天对evidence和credibility的搜寻，却在现实环境中懒得思考。更为不幸的是，反而是这些illusion，充斥了我生活的大部分。妄想症——maybe，我的确常常迷醉于自己设想的场景中，乐滋滋地品位着自编自演的整出短剧，反复地演练着最喜欢的那几句台词，直到自己实在无法忍受自己的愚蠢，才不情愿地停止了这种行为。也有的时候，我会被周围人诧异的眼光打断。

      我常想去大城市生活，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那里有好的心理医生——至少是，有心理医生吧——就算没有，也让我买一张躺椅成不？

      在大多数时间里，我可以去造访一个人，或者打电话给他——当然，在我需要说话的时候。他可以收我的钱，但要耐心听我说话，必要的时候，调节一些我的逻辑错误，在我的话很少的时候，他可以有话来避免冷场。我可以不用考虑我的秘密会被泄露，不用考虑后果，不用害怕昭示自己的脆弱。我可以不被义正辞严地教训，不被漫不经心地敷衍。最好，他能够留给我一个他的分析和看法，并推荐我一本书和一部电影。最后，真诚地告诉我：任何时候可以打电话给他。

      这就是我想象中的心理医生，常常，我感觉到自己就如同需要氧气一样需要他的存在。

 

      我曾经试着去成为一名这样的医生——当然，是没有执照也没有钱拿的——结果还一度很出色，在脆弱的人面前扮演坚强的角色常常可以让我忘掉自己本来的忧伤，当对方终于因为我而微笑的时候，我感觉得到自己的心灵也在得到武装。我留下这样的话：也许有一天，我也需要你帮助我解决这种类似的痛苦。

      后来，我并没有真正去执行这项权利，再后来，发现不再有机会了。

     

      DON CORLEONE：Some day, and that day may never come, I would like to call upon you to do me a service in return.  

                                                                                                    --the Godfather

      
      有一天发现自己失去了很多，又一天，发现什么都失去了。

      2006年8月25日的清晨，咖啡，面包，果酱，天上的云彩长得很好看。

      过了处暑，又一个夏天算是彻底地成为了历史，那么在未来的文章里，“2006年的夏天”应该可以成为一个兼具诗意与沧桑感的状语了。

 

      2006年的夏天，似乎没有什么好纪念的，大学的生活结束了第三年，在这个所谓“青春养老院”的地方，我离嗝屁的日子越来越近。于是，一些没有出息的想法，诸如“要是再上一次大学”、“如果再考一次高考”之流常常不小心地上演于神经末梢，虽然不超过5秒钟就会被尴尬地赶下台来，但我的身体的每一个观众细胞，都从这出简短的默剧中得出了某些忏悔性的结论来。最后，让我自己都有些无法收拾。为了缓解这种局面，我会试图给自己一个哲学式的结论：

     “想个鸟！”

     

      感性而积极的人，既便从身边落叶的腐朽中都可以提炼出感恩的心态，认为自己的生命如此顽强和来之不易。很幸运地，我并不是这种人——大多数时候不是——只是偶尔要在无邪的环境中表现出自己天真的一面时，我会有些这种思考。不管怎样，生命还是很美好的东西，虽然多灾多难且有时百无聊赖，父母将我带到这个世间之前也没有好好地和我商量……但是毕竟还是有点意思的；大学不也多灾多难百无聊赖吗？还不是拼了命要上？唉，要是能再上一次大学……

      想个鸟。

 

      2006年8月25日，清晨的第23分钟，半杯咖啡，开封的果酱，刺眼的阳光，莫文蔚《寂寞的恋人啊》……

      今天，是第一天。

      “当我实在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会选择放下所有的工作去抽一支雪茄。”这段曾用在我朋友的信中的名言现在一次又一次地被我重现。在过去的3个小时里，我重新看了一遍《教父》，并且有选择地把重要情节看了两遍。我依然觉得这段奢侈的时间似乎比一支雪茄更有意义。

      《教父》是想要表达两件事：一、不能天真，二、不能怕。

      “不能怕”，在五月天《第一天》的MV里，一个歌迷举着牌子，上面这样写。这三个字在我看来有着非凡的意义——一个人，如何才能不怕，如何才能抹去那种与生俱来的恐惧感。不要去迷信自然主义，不要去试图说服我恐惧是不能改变的东西。在我看来，恐惧是一种多余之物，对人有百害而无一利。“观察环境”到“警惕”再到“采取行动”之间，不应该出现“怕”这样一个环节。怕，让人无法冷静思考，无法正视现实，无法提出一个较好的解决方案。“我怕”，那是弱女子才有权利去说的话，对于任何其它人，都不应该表现出这种情绪。

      《特洛伊》的一个细节成功地表现了“畏惧”的场景：特洛伊王子的钢盔里，狭窄的视野，只能看见敌人的武器一次一次地重击过来，与盾牌生硬地相撞，而王子自己的喘息声，更加强了自己对于对手的恐惧。在这种情形下，他除了爬到兄长的脚下寻求庇护，又能做出什么反映呢？他有勇气偷走了海伦，却没有勇气承担后果。畏惧让一个人脆弱如纸张，而让对手如虎添翼。

      我们生而懦弱，这是毫无疑问的，当我们呱呱坠地，我们就开始得到父母的保护，这种保护既无偿又忠诚。而当这层保护一直延续到我们成年，不得不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防御力是如此脆弱，并不比初生之时强大多少。这让我们既难堪，又痛苦，很多人开始以“现实”为借口来尽情宣泄自己的懦弱，并将这种懦弱当作一种流行的东西来传染他人，这显然是一种可耻的行为。

      在我的辞典里，会刻意地回避“现实”这个词，准确地说，是回避其作为形容词的词性。当有人说“现实一点吧！”，我只当做他是一个文盲，不懂得在汉语里，现实仅仅应该是一个名词，指的是生存和发展的当前环境，如果一定要牵强地将它引申为形容词，那么意义显然是“向环境妥协的”，“无开拓力的”。当有人向我评价一个人说“他很现实”的时候，我知道这个“现实的”人显然已经失去了勇气，开始沉醉于可怜的物质享受，并且不可能拥有更好的生活。显然，这是一句比“他很白痴”更加贬义的恶评。

      “With your feet in the air and your head on the ground, try this trick and spin it. Your head will collapse, but there's nothing in it, and you'll ask yourself: Where is my mind?”

      不要丢失你的思想，不要可悲地向环境下跪，不能怕。

     人民绝对有庸俗的自由——不仅如此，从庸俗这个词本身的构成来看，缺少了人民的力量，庸俗就无法形成。由此，我们必须要坦然地接受人民是庸俗的这个现实，而且不要试图去改变这一点。

     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让我十分佩服的女生，她叫王蓉，凭借《我不是黄蓉》《水煮鱼》《芙蓉姐夫》等这些略有些搞怪的歌受到广泛注意。而最近，她因为批判刀郎、杨臣刚、庞龙和香香等一批网络歌手而受到一群“网络歌迷”（姑且这样叫）的奋力反攻。我第一次看到这条新闻时竟莫名其妙地萌发出一些羞愧的情绪来，尽管我常常对网络歌曲表示出不屑和抗拒，但迫于群众压力，一般不敢太过张扬。而王蓉的勇气的确让我敬佩甚至惭愧。紧随而来的情绪是诧异，我曾经不只一次地想过，当有人大声地批判网络歌曲是庸俗和没品的时候，会不会有人站出来为网络歌曲说话呢？对于这些不能称为音乐的音乐，会不会真的有忠诚的歌迷不许任何人亵渎他们的歌手呢？我本以为不会，而现在看起来，人民捍卫庸俗的战斗力是超越我的想像的。

     其实王蓉表现得很客气，她说网络歌手并没有足够的创作经费和录音设备，而音乐是一个复杂的工程，网络歌曲只能算是“小调”。对此，曾经以《2002年的第一场雪》和《冲动的惩罚》这些恶俗作品而广受群众拥戴的刀郎说：“没有人可以随便地说网络歌曲的好坏，存在即合理的。”

     如果一个人尚未丧失思考的能力，就可以从王蓉和刀郎的话中看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创作态度。王蓉说的“复杂”，是对音乐的严谨性的肯定，暗示了音乐是一种有必要耗费资力和智力去创作的艺术。而刀郎说的是人民群众对音乐的态度——“存在即合理”，而且不许任何人大胆地指出这些“存在”着的恶俗。其做音乐的态度可见一斑。遗憾的是，太多人已经丧失了思考的能力，不仅是深入思考的能力，更是独立思考的能力。在一个既不深刻又不独立的思维里，哪里谈得上对艺术的欣赏力，当然也就没有人可以说出一种艺术的好坏——既便是一堆粪便伪装成的艺术。

     王蓉，请不要忘记，你面对的是数亿对艺术麻木的群众和他们没有鉴赏力的耳朵，你赢得了我的支持但你永远无法取悦他们。你更不要试图否认中国人民唯一真正拥有的自由，那就是庸俗的自由。

      罗永浩让我认识了两件事：一、爱国自由论；二、父母子女无恩论。

      所谓爱国自由论，即是说一个人爱国与否取决于他的个人喜好，不爱国并不能说明一个人品质有问题。按照这个说法，我们从小学就被反复教育的所谓“三热爱”就失去了理论根基，甚至沦为了一种对人权的无视。父母子女无恩论，和爱国自由论有些类似，是说子女与父母之间其实是一种两不相欠的关系，抚养子女是父母的义务，父母不可以以此作为对子女的大恩大德，从而控制子女的人身自由，子女对父母的爱也只是被视为一种美好的感情，而不是所谓人性的一部分。

     这两种观点是具有充沛的诱惑力的。只是，千万不要试图和祖国讨论什么“爱国自由论”，也不要和父母讨论什么“父母子女无恩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一个人具有的优点和缺点，我认为至少有90％来自于家庭教育和家庭影响——这并非否认了一个人自我革新的意志和能力——人很难以突破家庭给自己铺下的个性基调，除非采用一种追根溯源的办法，认识到自己的劣习是源于家庭的哪一种影响或者失败教育，从而给以克服——因为除非有充足的证据证实自己性格上的缺陷，否则很少有人愿意自己大刀阔斧的改变自己。

     中国孩子的自私个性是当前举世公认的。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否定了“竞争”对于事物的发展不可取代的影响。没有兄弟姐妹的孩子在个人成长过程中不可能体会到如何公平地与人相处、竞争和合作。更为不幸的是，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父母有意无意地在引导子女与别人进行比较（“人家XXX都上清华了，你TMD还在复读！”）其结果是，中国大多数的家庭教育没有能够有效地引入竞争机制，反而单纯地引入了竞争的弊端，即妒忌和心里不平衡。检讨我们自身，我们无法否认自己那种似乎是与生俱来的阴暗个性，例如欺弱怕硬，幸灾乐祸，不可一世等等，这些本都是极为致命的心理缺陷，却缺少自我检讨和改正，也没有一个正常合理的诊断途径（心理医生、宗教忏悔）。

     在我所了解到的中国国有机构中，处理人际关系和与人争斗是永恒的两大主题，而机构的效率则被打入冷宫——一个机构内，人员的智商是相减的关系，而不是相加，更不要提管理理论中常说的1＋1>2的组织理念了。

    

     “一个国家成长的根基是对于下一代人的教育。”

     这是千真万确的。而我们的政府常把这种责任推卸给学校，认为学校应该推行“减负”“素质教育”“团队教育”，自己却坚持一个一元化的教育目标；学校则把这种责任推卸给家庭，认为自己只是负责教学，学生心理健康和个人素质与学校无关；家庭则把责任归于学校和政府，认为是不良的教育体制导致了这一切。

     家庭、学校、政府，在对待教育的问题上，实现了智力相减的规则，常常都自认为已经尽力，但却根本地忽视了重要的东西。

      我不可能以一个球迷的角度解读齐达内，因为我不是球迷，而且几乎是球盲。也正因为如此，我对任何球队或球员的好感都是很缺乏理由的——如果连好感都需要理由，那这个世界就太不好玩了。

      于是我只是在98年世界杯第一次听到了齐达内这个名字，暗笑法国人的名字起得还真是有趣，然后，这个名字以Z字开头的人就这样两次敲开了巴西的大门，最后3比0大胜了那个足球霸主——我从来都对巴西足球没有好感，因为做为巴西队灵魂的两个罗纳尔多都代言了太多和自己的职业无关的商品，让人觉得缺乏运动精神。也许更确实的原因是，实在太多人欣赏巴西了。

      而齐达内，似乎很少在球场之外看见他的镜头。

      第二次注意齐达内时他已经宣布要退役了，而06世界杯是他的最后一战。这时看到镜头里的齐达内，突然觉得很伤感，8年就是一个球星从升起到殒落的时间，这个时间太短暂了。镜头前，齐达内很稳重，很优雅，有隐隐的杀气。他是一个把爱看得很高的人——我有这种感觉——不管是国家、家庭还是球迷得到他这份爱，都是十分幸福和稳妥的事情。

      2006年7月10日，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齐达内带领法国队来到了这个地方，之前，他们又历史重现一般地干掉了巴西，也干掉了葡萄牙（罗、小罗、小小罗——看起来都没能挡住齐达内）。他集中了太多人的眼光。1-1的僵局维持到了加时赛下半场，法国队攻势凌厉，齐达内和亨利也屡有破门良机，胜利的天平是倾向法国的。评论员激动地回顾着齐达内的勺子点球、过人、分球、头球等等精彩的表现，这场谢幕演出完美的无以复加。

      然后，他一头撞向马特拉齐。他，不踢了。

     

      不完美的谢幕？笑话！

     

      我是一个从小就讨厌“终结”、“告别”之类词汇的人，这种厌恶情绪被我一直带到了现在。在我的意识里，从不认为与美好事物的离别有什么完美可言，离别就是离别，不要为悲伤狡辩。

      正如齐达内，如果他精彩地踢完了整场比赛，甚至让法国又一次尝到捧杯的滋味，又如何呢？他还是要离开。这有什么完美？只有哭泣。毫无差别的，他就像任何一个优秀的球员一样告别了绿茵场，四年后的世界杯，除了评球员偶尔的引经据典，还有谁会注意他？

      这种粗俗的文艺片结局也许不是他想要的，而且绝对不是我想要的。

 

      在我那短小的映象里，齐达内就应该这样！他绝不可以在最后沉默的离开，他要走得让全世界为他沉默、为他困惑、为他震憾，然后记住——这个人，是齐达内！

      “表面温文尔雅，又蕴藏着极端和冲动，挺像我的。”我这样和elf说。

      语气里，

      带着无比的自豪……